目前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持续低位徘徊,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连续28个月下降,GDP平减指数连续七个季度为负。价格偏低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体感存在温差,微观主体对经济复苏感受不深。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价格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今年年初召开的各省级两会上,绝大多数省份将2025年CPI涨幅目标下调至2%左右。考虑到各省份价格目标通常与全国目标基本保持一致,这或预示着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CPI涨幅目标也将下调至2%左右。这将是2004年以来全国通胀目标首次低于3%。

 多位专家表示,当前价格水平持续偏低是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生产端企业的盈利能力,还会对需求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及整体经济健康产生负面影响。“2%左右”的CPI目标更为务实,也更具可操作性,逐渐弥补通胀缺口和需求缺口将是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向。

 近两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均能顺利完成,CPI涨幅与3%左右的目标值相差较多,促进价格回升在宏观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需要提升。

 2024年CPI同比增长0.2%,PPI同比增长-2.2%。价格水平的持续低迷对企业盈利形成压制,2024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7%,降幅较上年扩大2.4个百分点。

 但随着一揽子政策效应释放,价格和企业盈利方面也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例如核心CPI连续3个月小幅上行、2024年12月份新建住宅价格自2023年6月以来首次环比转正、去年四季度以来工业企业利润降幅有所收窄等。

 今年1月份,全国CPI涨幅扩大,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7%,同比涨幅由上月的0.1%扩大至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连续4个月回升,当月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6%,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

 1月份CPI同比出现反弹,主要是受春节时间错位因素的影响。然而,春节过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幅度进一步加大,据此推测,2月份CPI同比可能再次回落至零以下。若将1月和2月的数据合并平均后与2024年底的数据对比,差异则并不显著。整体来看,物价目前仍处于底部徘徊状态,尚未形成全局性的企稳态势。

 今年年初,省级地方两会上,绝大多数省份将2025年CPI上涨目标由上年的3%左右一致下调为2%左右。

 相比于2024年各省份将CPI目标设定在3%左右,2025年除个别省份(湖南为“与全国一致”,山东为“保持合理水平”,西藏为“3%以内”)外,绝大部分省份CPI涨幅目标均设定在2%左右。

 这既是当前物价低迷压力的直接体现,也反映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紧迫性,2025年政策对物价的重视程度将会更高。中央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地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改善供求关系,整治内卷式竞争。

 从过往经验看,我国设定CPI上涨3%左右的目标,更多是为了防止物价过快上涨,3%是上限目标。但最近几年物价持续低位、需求不足,政策逻辑需要从“防通胀”转变为“促回升”,下调目标符合实际情况。年度CPI目标更多意义在于引导和管理预期。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与其设定一个“够不上”的目标,不如下调目标,接近实际,反而更能凝聚共识,汇聚起实现目标的动能。

 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最典型的表现是传统动能需求下降,新动能快速发展,对物价增速均会带来下行压力。其中前者是需求下降导致的,后者则是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产量提高的综合结果,都需要宏观政策有所作为。

 根据过去两年的物价走势,2%的CPI涨幅目标更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今年国内需求修复斜率仍将偏温和。此外,国际原油价格或因供需错配而面临回落风险,而国内猪肉价格也可能因供给充足表现偏弱,两者都可能对CPI回升形成约束。综合来看,今年CPI整体回升空间可能较为有限,低通胀格局预计延续。

 价格是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和运行特征的重要参考指标。通常而言,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走势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经济上行期,价格水平随之上扬;经济下行期,价格也随之下行。

 “尽管2024年经济实际增速顺利实现5%的增长目标,但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对经济复苏的感受并不明显,甚至觉得经济状况依然偏冷,其中核心问题在于落到每个企业、每个消费者真实感受上的是价格。”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说。

需要抓住和优先解决价格水平偏低的“牛鼻子”。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促进价格企稳回升方面强有力的增量政策并不多,因此,期待在两会以及后续中央的政策中能够有更大力度、超常规的政策落地,推动价格信号的明显反转。

 近年来,我国出现量价背离的现象,即GDP增长目标达成,但价格未能同步上升。主要原因包括疫情后的补贴政策在某些行业使价格信号失灵,以及部分企业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因此,可能需要通过超常规措施来推动价格回升,实现量价协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价格总水平”替换“价格水平”,差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与之最为接近的概念是平减指数,即实际GDP与名义GDP的比率。

 当前中国物价运行的主要拖累在于工业制成品及服务价格,根源是产能周期与房地产周期共振下行,以及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需求不足。

 他认为,2025年中国GDP平减指数增速能否止跌企稳,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价能否止跌回稳,这直接影响居住服务价格,还通过劳动者的工资和生活成本,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水平;二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能否持续改善,取决于宏观政策能否积极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三是工业领域冗余产能的消化进度,以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

 价格治理不仅要有短期政策,还必须有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和大量辅助性工作。一个重要的低物价现象是大量恶性竞争导致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并不能通过一些扩大需求的短期刺激来走出物价—工资的螺旋下行机制。从历史经验看,政府介入对于弥补市场缺陷非常重要,而其中的关键指标是工资。

 要加速市场出清,提升一些优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力,从而提升整体国民配置资源和投资的效率,最终使企业愿意给工人发放市场真实水平的工资,这样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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